Monday 15 July 2013

宋公明 :从胖不是健康说到穷不是社会主义

胖不是健康,因此现在好多人都在减肥,医生和养生专家也力劝大家控制体重,要“迈开腿,管住嘴,日有规”,就是要多运动,别胡吃海喝,日常生活要有规律。那些超过生理需要的营养,对身体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所以属于负营养,肥胖也属于负健康 。。。

同样,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就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历史上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都有过非常富强的国家,为什么都从强盛走向消亡了呢?对一个社会来说,那些不能增加国力不是满足国民基本需求和合理需求而只是满足少数人恶性需求的财富,属于负财富。鸦片和毒品这类物质,往往价值不菲,因此也可以是财富,甚至可以当作流通和支付的手段。但是拥有和享用这类物质却并非好事,其后果往往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是国破家亡,民族灭绝。所以,毒品类财富,就是负值。依附于此类物质所产生文化现象,就是反文明。除了毒品之外,负财富和反文明的种类还有很多。例如黄色产业,地沟油产业,污染环境的产业,等等。这些负财富所构成的鸡的屁,当然也是负值。人们称为带血的鸡的屁,缺德的鸡的屁。如果正负相抵,那么鸡的屁总数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值。有人问,满清后期鸡的屁仍居世界第一,为何还是老吃败仗呢?其实满清后期由于极度腐败,由鸦片经济和腐败经济所产的鸡的屁皆是负值,不仅形成不了国力,反而在不断大大削弱国力。在精神上更是由反文明所统治。从物质到精神都是东亚病夫,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自来到世界之日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和肮脏。资本主义世界看上去也很富有,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但是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同样有大量的负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而精神上也在不断产生着反文明。剥削压迫,两极分化,失业贫困,对外扩张,侵略战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皆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极度奢华的物质财富只能供少数人享受,而这种所谓享受,对人类的精神和肉体都没有好处。这种负财富和不断积累的反文明,总有一天要拖垮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美国华尔街的群众运动,就是明证。

所以穷富和主义之间,不是绝对等同的关系。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制度也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从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都起过进步作用,也都可以富。由穷到富,都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这些制度从盛到衰,也必须经历演变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呢?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也是为了国家富强,而不是为了国家贫穷。新中国开始,国家确实很穷,不仅穷,而且体弱多病,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比。这时怎么办?有人认为不应搞社会义而应去搞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要补课。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成立,现在搞电视机,难道要从黑白的搞起吗,当然没必要了。而且当时国内外的客观情况也不允许和不可能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看一看地震或水灾后的救灾就清楚了。在灾区首先要满足和恢复的只能是基本生存的需要,而不可能是洗头房和五星级宾馆。而解放后新中国接手的就是一个大灾难大洗劫后的烂摊子。

一个虚弱的病人,一开始是不能大补的,更不能追求胖起来。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也是一样,首先不是如何富的问题,而是要解除家门口恶犬虎狼的威胁,医治创伤,清除体内毒素,强筋建骨。而这些只能通社会主义才能做到。中国解放后,咬着呀赶走了虎狼之国的威胁,平定了历史上从未断绝过的匪患,清除了黄赌毒,在全国消灭了性病,控制了传染病,制止了腐败,治理了大江大河,修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公路铁路干线,又拥有了两弹一星。此时中国虽然不富,但是已经很健康了。就如一个人,虽然不胖,但体内无病,且筋骨强壮,是条响当当硬梆梆的汉子,不怕任胖子。现在有人动不动就说那时穷,但绝口不提那时的健康强壮。如果没有那时的健康强壮,怎么会有今天的一身肥肉?

反过来说,胖子就好吗?如果体内有很多毒素和寄生虫,而且身体发育不协调,那前途是很不妙的。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如果腐败控制不住,各种社会弊病侵入,且久治不愈,社会结构越来越不合理,毛病越来越多,矛盾层出不穷。这样的社会,虽富又能维持多久呢?

一个健康强壮的人要长肉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肥胖且多病的人要减肥去病就难了。一个社会,不能用一时的穷还是富来看是否合理,而是要看是否健康。要看是否具有自我完善消除弊病的机能。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合理的健康社会。什么是科学合理和健康?就是比例合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有绝对平均。不平均可以,但是比例要合理。例如贫富,不可能都一样,但是两极分化不能太大。西方的基尼系数就是一种比例。他们也知道比例不合理社会就要出问题,也在想方设法控制这个比例。而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却唯恐基尼系数不够大,唯恐两极分化不够大,真不知是何居心也。

无论什么主义,都要追求富强。但是要富强,首先就要健康。而要健康,就必须科学合理,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比例。一个人整天大鱼大肉行不行?不行,因为这样营养的比例是不合理的。大鱼大肉可能会使你很快胖起来,但是也会让你的胆固醇升高,对身体反而有害。不顾环境不顾社会道德搞经济,可能使GDP很快增长,可是和对造成社会的危害相比,可能更不合算。

合理的比例是客观的存在。一个社会,5%的人占有95%的社会财富,这种比例合理吗?这样的社会能够有健康稳定吗?对一个人来说,要管住嘴,不要吸取超过正常生理需要和对身体有害的负营养。对一个社会来说,也要管住社会成员的行为,不要因为拉动消费而去满足少数人超越合理需求对精神和肉体都没有好处的奢侈变态畸形消费。这样只能是饮鸩止渴。

所以无论是什么主义,无论是什么特色,最关键的是科学合理健康,而不是GDP有多高,不是人均收入多少美元,不是表面富裕繁华。如果比例不合理,弊病不清除,那么对社会来说,迟早都会是灾难。在这方面,千万不能再听精英们乎悠了!
2013-7-15

蒙克:新疆民族暴力事件和中外舆论分歧




新疆穆斯林在清真寺祈祷

美国新闻频道CNN英语网站刊登新疆75周年文章后面有一段有意思的争论。一个华裔读者留言赞同中国官方的说法:在新疆没有所谓的“暴力冲突”,只有恐怖主义。如果同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美国媒体不会轻描淡写地将其称为“冲突”,美国媒体并没有像对新疆暴力事件那样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说成是“冲突”。

马上有人反驳说:不能把对入侵和屠杀的抵抗称为恐怖主义,也不能把反抗者说成是恐怖分子,因为中国移民进入东突厥斯坦,有系统地攫取维吾尔人的土地,同化维吾尔人。
接着争论提到北美欧洲移民建国的历史,说欧洲殖民者对原著民进行过屠杀和种族灭绝。反驳者说,但那是发生在400年前的事情,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重复过去的可怕屠杀,人类应该从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

对此反驳者说:既然要吸取教训,为什么不把土地还给原著民?为什么400年后仍然占据人家的土地?随后有跟贴又说:欧洲殖民者已经全部灭绝了美洲和澳洲的原著民,现在没有剩下多少能要求还回他们祖先的土地。

敏感讨论

上述辩论说明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讨论民族问题的难度。

新疆乌鲁木齐2009年的7月5日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造成约200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今年7.5事件之前数日,新疆又频繁发生暴力事件。在其中一个事件中就有35人丧生。暴力事件继续增加,而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新疆当局增强部署军警加强戒备,另外新疆当局还派高级官员去被认为民族关系最紧张的50个乡镇坐镇平息局势。官员还强调要打击谣言。当地媒体报道,自6月底发生骚乱以来,在新疆至少32人已经因为散布网络“谣言”被捕。

7.5四周年前后,中国网络微博和微信风传各种关于少数民族耸人听闻的谣言,例如两万多感染爱滋病毒的维吾尔人从新疆涌进内地城市,把自己的毒血滴到食物里,扩散爱滋病。

还有许多关于优待少数民族,歧视汉族的指控,例如“两少一宽”,说中央制定政策,允许刑法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另外还有许多关于对少数民族在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优惠的一面之辞。

普世反恐

对于新疆最近发生的暴力攻击事件,中国官方口径淡化甚至否认其民族和宗教色彩,直指其为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主义,是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的一部分。而境外媒体则多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分析新疆的暴力事件案。

中国前领导人周恩来多次对民族工作发表讲话,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指出,新疆暴力恐怖事件是中国周边和境外“东突”恐怖势力加紧向境内渗透的结果。他指一些境外媒体和外国政客将新疆恐怖袭击事件与中国民族政策挂钩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

最近研究西藏和新疆问题的中国作家王立雄对记者表示,“西藏和新疆不断出现骚乱显示,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经济解释

境外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都用经济发展不平衡来解释新疆最近的暴力事件,把暴力攻击看作当地民族不满的表现,从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发展策略方面找原因。

有分析说,当局在新疆大量投资能源和基础设施,但当地少数民族受益甚少。维吾尔人抱怨经济机会不平等,就业率和收入水平都低于汉人。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边缘化的群体产生和加强了反抗的民族意识是一种主要的反殖民族主义分析方法,新疆民族矛盾尖锐化和改革开放后新疆加速经济开发的阶段同步似乎印证了这一理论。

阶级政治

不过内地向新疆大规模有组织移民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和建设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后来的移民和开发规模都没有超过当初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

在那种政治背景下的大规模移民和中央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都没有引起类似现在的反弹。当时在内蒙古和新疆这些地区大型工业企业的建设都伴随着大批内地移民进入。

那时候由于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的阶级政治压倒一切,不同民族的上层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一样都是反对的对象。官方强调超越民族的意识形态对淡化民族矛盾起到一定作用。

中国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反复强调应该“使少数民族感到汉族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不是压迫他们的,而是同他们合作的。”当时官方的口号是同时“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

回归传统

彼时的舆论控制更加严厉,地方民族主义没有表达空间,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没有表达空间。但时过境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优先取代了过去的阶级政治,民族观念得到了强化。
随着国家主义抬头,不可避免的,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意识也得到空前表现。人大立法通过汉族传统节日为全国节假日即为一例,而以前中国的法定节假日(除春节外),一般都是国际性的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节日。

当民族复兴和崛起取代了超越民族的国际主义理想成为国家的目标的时候,在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地资金主导的能源和资源开发,特别是私营企业进入,就更可能受到当地民族的质疑。最近在新疆和内蒙古大规模强迫迁移和安置外来移民计划,就被当地居民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生存和文化的威胁。

中西分歧

新华社在对新疆事件的评论中提到西方政府和媒体在新疆暴力问题上并不同情北京,甚至怀疑北京的反恐提法。虽然中国指责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仍然希望能够跟所谓国际社会一起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希望把新疆暴力问题纳入国际反恐范畴。

西方政治舆论并没有像中国希望的那样,像谴责针对西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一律加以谴责,而是强调中国应该检讨自己的民族政策。中国拒绝将新疆暴力事件同民族政策挂钩,似乎就像美国拒绝承认美国外交政策引发恐怖主义一样。

但对于暴力攻击谴责并不妨碍探究暴力发生背后的原因。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思想经历了由高度控制到松散混乱的过程,美国外交自50年代开始介入中东地区矛盾而不能自拔,招致不少仇恨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