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重贴骂刘晓波的旧文

骂刘晓波的有三个流派。其一是《抓住刘晓波的黑手》作者代表的中国政府。其二是海内外和刘晓波矛盾重重的民运内斗各派。其三就是我。如今刘晓波忽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

中国政府提高骂刘晓波的分贝不难理解。海外民运出于嫉妒，接着骂他也不难理解。但这个结果给我出了难题。如果我接着骂他，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吃醋。而如果就此不再骂他，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被诺贝尔奖的名头吓住了。其实我只相信诺贝尔科学奖项，那多是真功夫，并不大看中文学奖，尤其和平奖。但自从去年科学奖给了光导纤维和今年给了试管婴儿，就已经显示出近年诺贝尔委员会科学鉴赏力的衰退。

诺贝尔科学奖应该奖给理论突破者，比如奖杨振宁、李政道，而不奖吴健雄；奖核磁共振的理论发现者，而不奖核磁共振临床使用技术的发明人。核磁共振仪、光导纤维和试管婴儿都是技术，而搞技术的都能通过技术赚大钱，不缺诺贝尔奖这么点儿钱花。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奖项常有不被同行认同，研究经费不继，实验室面临关门者因为诺贝尔奖金而救急，而继续项目研究的；比如前几年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一名生物教授发现RNA在一定结构下能有催化获奖作用就属此例。可如今的诺贝尔科学奖多成了锦上添花而少有雪中送炭的了。

我是因为下乡时看了《静静的顿河》而由衷地佩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改革开放之初买了套《历届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汇编》才发现文学奖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附，几乎没什么可读性。后来日本三流色情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获奖，让诺贝尔文学奖在日本大掉其价。等到高行健获奖，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在中国掉价，但至少在我这里是掉到底了。因为我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都是四十岁出头者，比我还年轻，历练明显不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追求怪异的文字表达。大概这些四十来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生怕别人说她们看不懂这些怪异文笔似的，故她们都把奖金颁发给这些文笔怪异者。高行健吃准了这套，故写的东西就专门模仿这类怪异笔法。适逢诺委会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面临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推荐。如果再不给一名中文作者，老马这辈子就白干了。该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铁了心要给一名中文作者。而高行健由于给巴金当翻译混到了马悦然身边，便用上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拉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居然就把诺贝尔文学奖弄到了手。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中国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威胁不是有限的几颗原子弹，而是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腐败。我在国外亲眼看到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把他们在国内熟悉的那套溜须拍马和挑拨离间的权术用在外国老板身上的百发百中和无往不胜。美国人没见过这么舒服的马屁，受用极了，简直象是中了催眠术，一个个被玩得团团转。这次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主要还是诺委会不懂中文。她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全是推荐者投其所好曲意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是全貌。再加上中国政府自以为老大，公然威胁挪威政府，逼得诺委会激烈反弹，非要给刘晓波开奖不可。

有人说，中国需要民主，但绝不是刘晓波要的这种民主。这话我不能赞同。我要说的是，我也赞成中国搞自由民主，但绝不是红卫兵、造反派、四五、六四、刘晓波和海内外民运这种搞法。

由于我处于两难境地，既不便再提高骂刘晓波的分贝，也不便就此禁声，只好把以前骂刘晓波的旧文次第重帖，以享读者。

顺便说一句，我以为诺委会在捷克方面应该给米兰·昆德拉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开文学奖，而不是给哈维尔的《77宪章》开和平奖。中国方面则应该给阿城的《棋王》开文学奖，而不是给刘晓波的《08宪章》开和平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哪有不受环境影响的？唯有《棋王》超脱，不在此例。

中国人思维的最大毛病是太是非。刘晓波、何新、曹长青，这是老三届沉底儿的是非之徒。此三子者只是立场不同，思维方法并无二致。

20101031满山秋色

ZT雨夹雪：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刘晓波

（注：转帖者与此文观点无关）

7号我在《中国不必 为没有诺贝尔奖遗憾》一文中结尾说：“据法新社报道，今年诺贝尔奖的提名中‘疆独’的头子热比娅和鼓吹中国应该‘做300年殖民地’的刘晓波榜上有名，而 且这两人今年获奖的呼声很高。如果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继达赖喇嘛之后为中国再添一个诺贝尔奖，难道是中国的光荣吗？”结果不出意料，第二天刘晓波果然获得 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别名就是“反共产主义”奖金，不给刘晓波这种人又给谁呢？（参见附一）　


关于刘晓波，人们一般仅仅知道此公是著名“民主斗士”，《蛋八宪章》执笔人之一，现在狱中服刑，有名言“300年殖民地”，对于其其余的事迹知道不多。笔者就自己所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80 年代，中国掀起了一阵以反毛反共，鼓吹“全盘西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狂飙，谁喊几嗓子“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上一夜成名。李泽厚就成了这场“思 想解放”运动的旗手，大谈所谓“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晓波为了成名，猛烈批判李泽厚的自由主义“不彻底”：“中国人在物质上可 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 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从而一夜成名。　　


刘晓波有两大基本理论。一为“支那劣种”论，即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种劣等。他说：“我觉得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重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东西，我甚至感到与人种不无关系的”（《深圳青年报》　1986年10月3日　），“我承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二为“乌合之众”论，即广大人民群众是一帮乌合之众，天生就应该被一帮“天才”的精英统治。他说：“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末日》七十七页）。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刘晓波的这些理论受到了不少人追捧，其被誉为＂黑马＂、＂狂人＂、＂大陆的柏杨＂、＂当代中国的尼采＂……（附带说一句，近年来他的一个“粉丝”周亚辉又把其“300年殖民地”理论发展为“杀绝支那劣种” 理论，可谓青出于蓝。）　　


1989年，随着改革中的问题日益暴露，国内部分群众要求纠正改革中的失误。刘晓波对群众运动是十分鄙视的，但是为了搞乱运动的方向，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又希望通过参加运动窃取运动的领导权，内心一度十分矛盾。他 说：“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 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 的痕迹。” （《末日》六十九页）最终，他处于投机的目的参加了这场运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七十四页）最终，刘晓波等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投机分子成功窃取了运动的领导权，把群众纠正改革中失误的要求指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即“改革出现的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使运动蜕变成了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动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当 动乱平息以后，刘晓波作为罪魁祸首之一见势不妙，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亲历者“现身说法”，猛烈抨击这次动乱，还出版了参加动乱的＂忏悔录＂ ——《末日》。在书中，他有意混淆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共反人民的动乱，把动乱的责任统统推给了群众，并得出了一切群众运动都是不好的结论。结果刘晓波 这次却失算了，由于弯子转的太快，既没有得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信任，又失去了原来的支持者。不久，刘晓波又写了第二个“忏悔录”，对他的“忏悔”表示“ 忏悔”。如是反复数次。　　

90年代以来，刘晓波曾经参加多个海外反华势力控制的极右组织，还担任过臭名昭著的极右组织＂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在这些组织中，刘晓波大搞一言堂、家长制，极力排斥异己，打击一切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只留下少数其“粉丝”。渐渐的，刘晓波在右派中名声也臭了。　　

2008 年，资改官僚又吹起了一场“普世价值”的妖风，众所周知，苏联的资改官僚戈尔巴乔夫等就是通过这种妖风搞垮苏联的。刘晓波认为时机已到，联合一批极右分子 抛出了《蛋八宪章》，继续鼓吹“改革出现的问题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之类的垃圾，其本意是拍资改官僚的马屁，并扭转自己名 声每况愈下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多次表示自己不会被捕。可是没有想到，刘晓波宣传《蛋八宪章》是为了效法“七七宪章”的言论反而触怒了资改官僚。 因为 “七七宪章”不仅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没有让捷克的资改官僚捞到多少好处，只是让起草人哈韦尔当上了总统。这 样说来，资改官僚策划的“死路一条”岂不是还要让刘晓波当总统，那现有的资改官僚往哪里摆？结果，刘晓波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刘 晓波被逮捕以后并不惊慌，仍然强调有人保他，最多两三年就会出来。的确，今天的中国人享有的权利是极不对等的。例如，赵东民同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 非法超期羁押一年多，也不容许家人探视；而分裂国家罪证确凿的热比娅却于2005年3月17日被释放赴美国“保外就医”，至今也没有提何时通知热比娅结束 保外就医，回国继续服刑。刘晓波显然和热比娅这个诺贝尔奖的另一热门属于同一类人。他以“贵族犯人”自居，也的确享受了贵族犯人的待遇，不仅在狱中的生活 并不亚于陈良宇，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每月还支付其人民币1.3万元的工资（参见附二），仍然属于高薪阶层。　　

今年三 月，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对于这一提名，右派也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刘晓波作为一个著名的软骨头、变色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其“支那劣种”论和 “乌合之众”论等理论又十分恶心，没有资格得奖。另一种意见赞成刘晓波得奖，主要理论是刘晓波和资改官僚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而资改官僚大多是软骨头、变色 龙，向刘晓波示好就是向资改官僚示好。一位刘晓波的“粉丝”为其辩护时说：“连戈尔巴乔夫都能得奖，刘晓波这点问题又算什么呢？”经过几个月的争论，除了 以受到过刘晓波打击迫害的人为代表的少数人，绝大多数右派支持刘晓波得奖，其理由是“中国民主化需要党内改革派支持”。例如，臭名昭著的极右组织“中国民 主党”主席张英表示：“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的主因在民运自身，因为盲目激进、拒绝和党内改革派互动，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客观 成为两次延误中国民主化进程重大行动，这个教训一定要汲取。”宣传“台湾优等民族将杀绝支那劣种以谢天下”的周亚辉说的更加直白：“在共产党内部，有大量 反共人士。这些共产党内的反共人士，大多数是1978年后，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相信共产党的说教和马列教条，而是为了反共，或者为了事 业发展顺利。”“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面对的是10亿愚民和几千万的共产党一党独裁派。”“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仅要靠民间的反共力 量，而且，也要靠共产党内部的反共力量，要靠官方内部的反共力量。”刘晓波获奖以后，极右势力弹冠相庆。达赖等发给刘晓波的贺电中，几乎无一例外的大谈政 改，让人闹不清是谁获奖。　

加上诺贝尔奖，刘晓波坐了不到一年牢，收入超过千万人民币，正式跻身32万千万富翁的行 列，下一步或许仿效热比娅“保外就医”了吧。经过这次镀金，刘晓波或许就成了“民主领袖”，他的“支那劣种”论、“乌合之众”论、“300年殖民地”论大 概也要成为“民主斗士”们的指导思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