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 刘晓波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我见

一、索尔壬尼琴的先例

苏联作家亚力山大·索尔壬尼琴的《伊凡·捷尼索维奇一生中的一天》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让他从此出名。该书有英译本，是本很薄的小册子。不管从艺术上，还是人文关怀上，都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而《日瓦格医生》又比不上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1967年索尔壬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要求停止书报检查制度的「公开信」；之后他的作品难以在国内发表。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同年四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索尔仁尼琴没有去领奖。1974年2月13日他被强行押上飞机，驱逐出境到西德，并被开除国籍。他也顺便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四年前给他的诺贝尔奖金和奖状。美国政府也于同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

1978年6月8日索尔壬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痛批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此他不断指责西方道德堕落，甚至批评美国现代音乐令人难以忍受，并批评新闻媒体不加节制地侵犯个人隐私。他在《红轮三部曲》中阐述的理想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苏联国内陆续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从美国佛蒙特州抵达海参崴，重返俄罗斯。可这时的苏联已经分裂成十九个国家。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开始指责民主化以后的俄罗斯物欲横流和无法遏止的腐败；并对两千万平方公里的前苏联四分五裂痛心疾首。

晚年索尔仁尼琴对当年不遗余力地诋毁斯大林时代似有悔意，含糊承认当年斯大林同志是在带领整个苏联奔向前方。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此时，他所愤怒抨击，并因此被开除国籍的苏联已经消失了17年之久。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西方人则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英雄和伟大文学家。但索尔仁尼琴同时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和自由主义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索尔仁尼琴流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警告时任总统福特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并于备忘录上写道：“ 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及各盟国中引起论战。 ”


二、中国政府应该放刘晓波出国领奖

如今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系狱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否放他出国领奖成了中国政府手里的烫手山芋。我以为可以参考索尔壬尼琴的先例，不但放刘晓波出国领奖，而且禁止其重新入境。当年他坐完六四监后，曾出国访问，并顺利回国。中国政府没有给他设置任何障碍。但他不知改悔，仍是一波接一波地闹事。他在国内是个典型的不安定因素。把他驱逐出境，又说不出口。刘晓波是噎在中国政府嘴里的马粪，吃又吃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如今有个出境领奖的机会，正好可以把这块马粪吐出去。

缅甸的昂山·素姬就多次被动员出国领奖。她就是因怕回不了缅甸而坚决不去。现在海内外一起呼吁中国政府放刘晓波出国领奖，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借此卖个顺水人情。只要出去，就别想再回来。

六四出逃人员和王丹、王军涛等保外出国者到了海外，没了根基，徒增民运内斗。所有民运宣传的，中国监狱虐待持不同政见者，如王丹得了脑瘤、王军涛肝炎要死、魏京生被暗中下了激素等，一到国外，经西方医生一检查，全都证明是谎言。刘晓波出国，也有澄清谣言的奇效。而且海外民运内斗不已。刘晓波在哪儿都是不安定因素，到了海外，自然也是海外民运的不安定因素。与其让刘晓波留在国内给政府添乱，不如放他出去和民运捣蛋。况且刘晓波手里这近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现金，更是让海外民运痴迷者眼睛里出血。

911的当时，刘晓波就和包遵信等人给美国总统发信，声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既然是美国人，就让他们回美国好了。美国一定会给刘晓波政治难民的身分，甚至和索尔壬尼琴一样，给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刘晓波手里有近一百五十万美元，买房子置地，象他这种自认生活放荡的人，再娶几房小老婆的钱都有了。

放刘晓波出国领奖享受生活，把节约出来的关押刘晓波的钱用来改善其他犯人的生活和给狱警发奖金，也算是沾了诺贝尔奖金的光嘛。

放刘晓波出境领奖的唯一坏处是要挨一段时间国际上的痛骂。其实只要装听不见，封堵住互联网上的消息，过些时候就没有声息了。然后就放大刘晓波在海外的放荡生活和引起海外民运内斗升级的消息。不出一年，刘晓波就要痛骂民运，不出三年就要痛骂资本主义，不出五年就要痛骂美国。刘晓波绝对耐不住寂寞。


三、刘晓波应该把奖金均分给六四死难者遗属以赎自己的罪过

夫人刘霞传出刘晓波的话，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不知刘晓波这话是真是假。他当然不会承认是假了。但如果是真，则这话如何兑现？

很简单，当年造成六四武装驱逐结果的三名现场责任人是出绝食主意的郑义、领队私占公共场地，非法割据的王丹，和最后为了投机出名，不惜再掀波澜，阻止撤退的刘晓波。我曾经著文呼吁这三个人自杀，以谢六四死难者于地下。结果是没一个真有自杀胆量的。刘晓波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六四亡灵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对六四亡灵遗属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

当年洛杉矶暴乱也有死于流弹的过路民众。有记者质问时任总统老布什是否应该给以赔偿。老布什说不给。因为事先已经发布了实行紧急状态法的公告，要求民众待在家中，不要上街。政府尽到了发布警告之责，故对不服从者没有赔偿责任。

六四也一样。戒严令已经发布了两星期之久，可比洛杉矶暴乱发布预警的时间要长得多。武装驱逐开始前，政府再度发布要求市民待在家中，不要上街，否则后果自负的公告，在电视、电台和沿长安街大喇叭里不间断地高音重复发布，可谓仁至义尽。故六四亡灵即使不是蓄意抵抗戒严者，至少也是不服从警告者。政府尽到了警告之责，故不再有对不服从者的赔偿责任。

政府对六四亡灵遗属无赔偿之责，反而是刘晓波有赔偿之责。故刘晓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用这笔诺贝尔奖金赔偿六四死难者遗属。小一百五十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约值一千万。平均到两百名六四死难者，每户遗属可分得五万元人民币。

如果刘晓波均分了这笔奖金给六四亡灵遗属，我将不再敦促他自杀以谢六四死难者于地下。

这里顺便呼吁中国政府。六四死难者遗属都是和中国政府有血仇的。他们终生都不可能得到政府信任，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升迁的前途。尽管六四死难者都是不服从警告遇难的，但因为这是第一次城市武装平乱，他们没有经验。考虑到这一点，请中国政府法外施仁，放宽六四遗属出国谋生的限制，让他们离开中国，找刘晓波要钱去。

2010年11月7日　满山秋色

以上关于索尔壬尼琴的内容抄袭自维基百科有关条目，特此申明。

马悲鸣:我欣赏民运拉杆子打游击搞武装斗争

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民运还这般没起色。当年的八九民运效法的是「杨志卖刀」里的牛二。共产党是杨志，政权就是那把宝刀。这帮牛二学生想要杨志那把宝刀，又不敢明抢，就逼杨志拿自己的脑袋试刀。牛二料定杨志不敢真砍，那把宝刀就可无尝归他了。没想到那杨志给老钟经略相公干过，在边庭上一刀一枪见识过真家伙，哪吃牛二这一套，真被逼急了，只好应牛二的要求拿他脑袋试了刀。

八九年的学生也是如此，料定政府不敢开枪，便步步紧逼，终于逼得政府实在不得已被迫开枪了。这帮没用学生这一通鬼哭狼嚎。问题是政府已经退到最后一步，除了武装驱逐，就只有交出政权和自己的脑袋了。

学生也挺没意思的，让人家杀成那个样儿，居然二十年来还是不住嘴地喊冤。

有什么好喊的？

要么承认自己非法，活该挨杀。要么抄家伙给政府干！

王震老将军说过∶“共产党的天下是牺牲了两千万人换来的。你们想要，也拿两千万颗人头来换。”

这话说得难听，却是实话。哪有个让人家杀成那样了，还哭哭啼啼逼人家平反的。

中共什么时候逼国民党给四一二平反了？什么时候逼蒋介石给皖南事变平反了？

四一二发生在1927年，二十年之后就是1947年，解放军已经发展了数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和大片根据地，正在准备大反攻。可这帮废物点心的六四学生，哭了二十年，一条枪的武装也没拉起来，就只会喊冤叫屈。现在又想出了一条证明中共政权非法的胡言乱语。

如果民运想证明政府违宪，则必是承认中共的宪法合法。如果中共的宪法合法，则戒严法就在宪法之内，则戒严合法。

陈小平搜肠刮肚想出了个国务院组织法里有个重大决策要集体讨论这么一条，非说李鹏的戒严令没经过讨论。问题是你陈小平怎么知道没经过讨论？当时的戒严是严格按宪法程序来的。戒严令里都写明了根据的是宪法某条某款。

如果民运说政府违宪，则就等于承认中共的宪法合法，那么政府的被迫武装驱逐就是合法的。如果民运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没有了法律也就无所谓非法。自然政府的武装驱逐就谈不上非法。不管民运是否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都无法证明政府非法。

中共不管承认不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都自己拉杆子和政府干，最后把天下打下来了。国民党不管承认不承认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也自己拉杆子和政府干，也曾把天下打下来过。

民运要想干点让人佩服的事，就只有指着国共两党说，他们两党能武装斗争夺天下，我们也能！

回国拉杆子和政府干去。不管占住广州还是井岗山，发动群众，筹集饷械，斗村干部，杀贪官污吏，多干些大快人心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诵，吸引广大青年才俊的加入。等你们把天下打下来了，我自然会替你们说话。

当然了，要是被逮着上雨花台刑场也别叫屈。怎么也得来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吧。还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等民运胜利了，自然会追认你们是民运烈士，让少年儿童向你们的墓碑行礼。

就这么哭哭啼啼二十年，一辈子也别想让人瞧得起你们。

马悲鸣：重贴骂刘晓波的旧文

骂刘晓波的有三个流派。其一是《抓住刘晓波的黑手》作者代表的中国政府。其二是海内外和刘晓波矛盾重重的民运内斗各派。其三就是我。如今刘晓波忽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

中国政府提高骂刘晓波的分贝不难理解。海外民运出于嫉妒，接着骂他也不难理解。但这个结果给我出了难题。如果我接着骂他，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吃醋。而如果就此不再骂他，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被诺贝尔奖的名头吓住了。其实我只相信诺贝尔科学奖项，那多是真功夫，并不大看中文学奖，尤其和平奖。但自从去年科学奖给了光导纤维和今年给了试管婴儿，就已经显示出近年诺贝尔委员会科学鉴赏力的衰退。

诺贝尔科学奖应该奖给理论突破者，比如奖杨振宁、李政道，而不奖吴健雄；奖核磁共振的理论发现者，而不奖核磁共振临床使用技术的发明人。核磁共振仪、光导纤维和试管婴儿都是技术，而搞技术的都能通过技术赚大钱，不缺诺贝尔奖这么点儿钱花。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奖项常有不被同行认同，研究经费不继，实验室面临关门者因为诺贝尔奖金而救急，而继续项目研究的；比如前几年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一名生物教授发现RNA在一定结构下能有催化获奖作用就属此例。可如今的诺贝尔科学奖多成了锦上添花而少有雪中送炭的了。

我是因为下乡时看了《静静的顿河》而由衷地佩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改革开放之初买了套《历届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汇编》才发现文学奖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附，几乎没什么可读性。后来日本三流色情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获奖，让诺贝尔文学奖在日本大掉其价。等到高行健获奖，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在中国掉价，但至少在我这里是掉到底了。因为我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都是四十岁出头者，比我还年轻，历练明显不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追求怪异的文字表达。大概这些四十来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生怕别人说她们看不懂这些怪异文笔似的，故她们都把奖金颁发给这些文笔怪异者。高行健吃准了这套，故写的东西就专门模仿这类怪异笔法。适逢诺委会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面临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推荐。如果再不给一名中文作者，老马这辈子就白干了。该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铁了心要给一名中文作者。而高行健由于给巴金当翻译混到了马悦然身边，便用上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拉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居然就把诺贝尔文学奖弄到了手。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中国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威胁不是有限的几颗原子弹，而是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腐败。我在国外亲眼看到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把他们在国内熟悉的那套溜须拍马和挑拨离间的权术用在外国老板身上的百发百中和无往不胜。美国人没见过这么舒服的马屁，受用极了，简直象是中了催眠术，一个个被玩得团团转。这次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主要还是诺委会不懂中文。她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全是推荐者投其所好曲意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是全貌。再加上中国政府自以为老大，公然威胁挪威政府，逼得诺委会激烈反弹，非要给刘晓波开奖不可。

有人说，中国需要民主，但绝不是刘晓波要的这种民主。这话我不能赞同。我要说的是，我也赞成中国搞自由民主，但绝不是红卫兵、造反派、四五、六四、刘晓波和海内外民运这种搞法。

由于我处于两难境地，既不便再提高骂刘晓波的分贝，也不便就此禁声，只好把以前骂刘晓波的旧文次第重帖，以享读者。

顺便说一句，我以为诺委会在捷克方面应该给米兰·昆德拉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开文学奖，而不是给哈维尔的《77宪章》开和平奖。中国方面则应该给阿城的《棋王》开文学奖，而不是给刘晓波的《08宪章》开和平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哪有不受环境影响的？唯有《棋王》超脱，不在此例。

中国人思维的最大毛病是太是非。刘晓波、何新、曹长青，这是老三届沉底儿的是非之徒。此三子者只是立场不同，思维方法并无二致。

20101031满山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