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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骚乱看中国的民族关系

新疆乌鲁木齐民族抗议骚乱造成大批平民死伤使中国的民族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事发后中国政府立即将抗议骚乱说成是政治和刑事犯罪事件，试图作出超民族的中立姿态，但公众表现出的强烈对立的民族情绪显示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重重困难。

中国官方声明一开始就坚决认定新疆骚乱是境外分离组织策划的政治事件，而不是民族矛盾所致。当局努力淡化骚乱的民族色彩，避免破坏中国是民族团结大家庭的和谐形象。

在汉族人口占91%的中国，许多人认为国家在多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诸如升学和计划生育方面，是对汉族人口的逆向种族歧视。这次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和去年在拉萨发生的抗议骚乱一样，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他们不理解中共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上的优惠政策何以没有能够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

激烈对立的舆论

新疆的血腥冲突似乎同样激烈地反映到网络论坛中，中文网络言论大致按照民族界限，形成激烈对立的观点。许多网民批评中共过于优待少数民族，使很多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无法无天。不少人缅怀中共建国后在新疆主持移民开垦的王震将军，赞扬王震用高压手段平定新疆（王震处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采取激进手段被毛泽东指为左倾，后被调离新疆）。

中国作家王立雄在去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专门探讨过新疆问题。王力雄在新疆亲身感受到汉族人和当地少数民族对王震和30-40年代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盛世才有截然相反的评论。王震和盛世才在少数民族眼中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少数民族还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但在汉族民众的眼中却是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

还有人呼吁当局检讨偏袒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呼吁取消新疆和其他一些民族自治区，要求全国人大考虑在新疆设省。

超民族的极左政治

新疆最近的民族抗议和骚乱，和去年西藏拉萨抗议骚乱一样，都说明了少数民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的认同存在的问题。从1949年开始到中共开始摒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前，中共一直实行一种淡化民族性的政策来加强少数民族对新国家得认同。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新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只是过渡性质，并非政治目标。但是这种民族政策和理论随着毛泽东时代结束而被忽视。

根据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理论，中共政权在否定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同时，还着重谴责所谓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这包括对国民党、汉族军阀等旧政权和满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的谴责。具体在新疆，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新疆，解散了新疆要求民族自决的革命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后来在新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以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强调共同的阶级利益，作为统治新疆的合法性基础。

但在具体做法上，中国仍沿用传统做法，对新疆搞移民实边，组织大规模移民进入新疆。据人权观察公布的统计数字，在新疆的汉族人口从1949年占当地总人口 6%，到2007年上升到了40%。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军队及家属，以及未注册登记的流动工人。另外中国在新疆建立了规模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以汉族移民为主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组织，在新疆主要的绿洲和战略要地建农场和城镇，被中国媒体报道称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威慑"。

民族性复兴

在过去20年中，显然"去民族化"的民族政策和理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右转而失去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强调。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各种"国学""国粹"的理论、概念纷纷出台，在意识形态真空中争夺一席之地。

中国意识形态右转的20年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猛增的时期。国力强大和中国崛起的概念产生国际影响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得到强化，在对内民族关系中，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面对文化同化压力和经济边缘化的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直拒绝承认少数民族集体诉求的正当性，把民族问题简化成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族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领导人自邓小平开始一直到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问题上发表过类似内容的讲话。

就新疆的民族状况而言，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许多跟新疆当地民族同源同种的独立国家，无疑加强了新疆境内许多民族的自我意识。过去20年也是新媒体和互联网通讯发展迅猛的时期，通讯和舆论传播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民族化的过程。

民族偏见

许多报道说，互联网传播谣言煽动民族仇恨是新疆维吾尔人抗议的最初起因。中国媒体报道说，6月25日韶关汉族和维族工人斗殴系一名汉族工人散布关于维族工人的谣言、在网络煽动民族仇恨引起。韶关维族工人被殴致死引发了新疆维族人抗议。网络谣言具有如此的煽动力，也说明在当地公众中普遍存在对维吾尔族人的程式看法和偏见，比如许多内地人往往把维吾尔族移民同刑事犯罪相提并论。

2004年全国人大期间新疆政府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接受记者提问时，被香港记者特别问到维吾尔族人在中国内地的犯罪问题。司马义・铁力瓦尔似乎流露出对问题的反感，他提醒记者不要片面报道，他说民族人口流动是双向的，大批汉族人口去新疆，里面也有不少刑事罪犯。

前途未卜

中国民族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无论是极左时期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时期，都是在精英集权的体制下完成，并没有公众的参与。所以虽然中国对少数民族及地区的经营符合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整体利益，但他们并不能完全认同和理解中国在民族地区的政策。

对于各民族自治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在本民族的革命的或者传统的精英的代表下作为整体加入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随后中国发生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斗争逐减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上层，民族干部成了各民族在体制内的唯一代表。但由于中国对民族分离主义的戒备和严厉打击，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远不像内地省份的汉族干部那样敢于向国家争取地方利益。

因此在中国各省地方利益形成的同时伴随着民族自治区的地方利益相对被削弱，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控制范围缩小，中国社会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而其中汉民族和小民族社会影响力的反差也越来越大。

此次新疆骚乱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中立姿态以及尽快平息冲突的做法也受到来自汉族公众的非议。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中国当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控制社会舆论或者抵制舆论压力，维持有限的超越民族的姿态，直接影响他们整体的安全感和对国家的认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