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Eisen: Ilan Ziv's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to his film

Paul Eisen: Ilan Ziv's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to his film: As some of you know, my film EXILE, A MYTH UNEARTHED, which examines the myth of the Jewish EXILE and its political impact on both Israeli J...

经济学家陈平分析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者

观察者网：这次博鳌论坛比较意外，被邀请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显得比较孤立，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实干家，包括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都反驳了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关于改变国企产权的高谈阔论。在这里，我们想请您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另外，最近我们网站有文章批评“伪经济学已经成为改革的阻力”，也想请您来谈一谈，经济学到底有没有真伪这回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平：第一，这次的博鳌论坛开得很好，但是只有一个反常现象：博鳌与会的中国领导人在理念上走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前面。我对习近平的演讲评价很高。大家会习惯性地认为：知识分子或者学者，看问题应该走在政治家前面，替执政者做研究咨询，提出好的建议让他们选择和参考。但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如果就从博鳌论坛来看，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在与时俱进，但是中国媒体上热捧的那些专家则是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这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实际上是媒体的问题。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很多学者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根据中国一些论坛上的情况，比如亚克力论坛、博鳌论坛等等，还有更主要是在新闻媒体上——毕竟人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发言的中国经济学家其实不代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而这些人总是在老生常谈，所以我认为这是论坛组织者思想上的落伍。



　　另外把这个话题变一下，因为经济学有一个特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差异巨大；但是经济学界有众多的国际会议、国内会议讨论；在那里，学界在研究水平方面是有共识的——哪个问题谁有研究、谁有实实在在的新观察、新的想法、谁是与时俱进的等等。在西方，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对自己的反省批评也是非常厉害的，包括一些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对自己过去盲目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都有反省。但是如果你看在中国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批媒体经济学家，那就完全仍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等“老三篇”。



　　观察者网：媒体经济学家这个词用的好。



　　陈平：他们基本上是落伍于时代，跟现在的研究没什么关系，跟现在的世界大势也没什么关系；这反映的是媒体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



　　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金融寡头垄断。在G20 峰会的讨论会上，我就曾在发言中指出，这就是金融寡头在垄断的背景下过度投机造成的；而走出危机的唯一办法就应该是建立国际金融反垄断法。在我的发言结束之后，西班牙、巴西的前总统和新加坡的前外长都走过来跟我握手谈话，支持我的观点。改革经济学的规范。上述内容，我在欧盟、日本讲过，在国内也讲过多次，但是在国内媒体上根本没有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因为主流媒体不喜欢。其中道理我认为非常简单，就是现在的中国媒体商业利益化了，商业利益化的媒体利益驱动就和西方媒体一样了——卖丑闻，靠极端言论吸引眼球。现在纸媒和网络的竞争非常激烈，越是炒作极端观点、丑闻，它比严肃地讨论调查事实、讨论观点的媒体卖钱要容易的多。



　　媒体上在热炒言论自由，可是你知道在现在西方，小学、中学的老师最头痛的是什么吗？现在西方那些学校——注意，这里并不是指贫民窟里的学校或者其他条件较差的学校——比如我的孩子曾就读的属于高科技园区的学校，那里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吸毒、大量学生乱伦。而这些问题，包括色情新闻、校园暴力文化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媒体造成的。美国最高法院对色情媒体不加控制，却把监管的权力交给家长——所以现在销售的电视机上都设计了“儿童键”；但同时，家长和孩子的冲突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致最近有孩子射杀母亲的惨剧出现。更重要的是单身母亲在当前日益恶劣的经济环境下，不得不在下班之后寻找第二职业才能养家糊口，所以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而学校放羊孩子机会没有作业，大量无所事事的课余时间加上色情暴力文化泛滥所以导致美国的青少年问题非常严重。



　　此外，你说我们这些科学界、教育界、工业界、法律界的人有言论自由吗？没有。我们任何东西的发表，都需要有文献综述、创新性的证明、并且经受实践的检验，这就需要多少工作？怎么可能在媒体上信口开河呢？所以，把言论自由当成普世价值，还要包装成“宪政梦”来推销，我认为只是代表了少数媒体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代表科教界、企业界的利益，不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不能代表父母、家长和孩子的利益，没有自律的媒体将成为公害。实际上，即使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讨论经济社会问题，都必须平衡报道不同意见的专家的意见。没有什么媒体经济学家，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没有深度的意见。



　　观察者网：陈老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荒诞经济学的传播仅仅是媒体造成的吗？有的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在第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传播途径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撒切尔时代，尽管她很有意识地推崇这样的教条，但也不是借助媒体的力量；用大卫·哈维的说法，当时的策略实质，就是统治集团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通过私有化，重建特权阶级的利益，压制底层人民。他们当时对新自由主义信条信条采用的是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陈平：经济学是有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可以清楚地归结为学派之争。例如，撒切尔夫人推崇的是奥地利学派，里根是供应学派，奥巴马在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摇摆。不像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你完全看不出他们的分析基于哪个学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实际上问题最大的是英美的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在学术垄断，尤其是英美所推崇的所谓“杂志排名”，遭到欧日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对。实际上，在过去自由化的三十年里，英美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他们“不喜欢”的经济学派都打成异端经济学，并把他们边缘化了。在这个“异端经济学”的名单中，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创新经济学、依附理论，也包括演化经济学，还有奥地利经济学、熊彼得学派。上述学派全部被边缘化了。并且，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对经济学批判最厉害的当属人类学和社会学；而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在与时俱进：因为它们要去调查具体问题，比如社会学要研究种族、吸毒、移民、腐败等等，人类学要调查落后民族怎么发展文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所忽视的，所以经济学都把他们边缘化了。当然，这次金融危机对主流经济学的打击非常沉重， 对此我也专门写过文章，介绍国外经济学家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早而在金融危机之前，法国发生过学生运动，他们要求反对那种自我封闭的、沉闷的“自闭经济学”，这一思潮后来波及到英国、也冲击到哈佛，但是在美国主流校园里没有形成气候。2011年接着一些网上杂志以及世界经济学会（WEA）诞生，办起3家网上杂志，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学会，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挑战主流经济学；在金融危机之后以欧洲为主、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包括美国）的上万名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我也是创始人之一，中国经济学家参与的不少，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连续这几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中，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在反思经济学的规范必须变革；比如我就应邀去参加了演化经济学的讨论，并担任总评论人审。现在，包括熊彼得经济学在内的各个流派都在讨论反思主流经济学的问题，而这些反思领先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许多。中国现在也有演化经济学会，但是他们的活动条件非常艰难，只有浙大、人大、云大的几个老师在坚持，一个原因是就是中国教育部采用了美国的学术标准，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上的排名作为国内提拔教授副教授的依据。所以，现在那些总结中国经验的、引进所谓异端经济学的，也就是批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所做的创新性工作在中国也被边缘化了，而且被边缘化的比在美国还厉害。因此，出现那些不研究的、不与时俱进的的媒体经济学家，在博鳌那里拿着主流的信条做大棒子挥舞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根子在所谓的“国际接轨”，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创新论。



　　现在的中国媒体是同西方挂钩，教育部的学校排名也是依照西方标准。如果仅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样还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是严重的错误。这样造成那些在中国进行了成功实践的企业家、干部、农民所创造的经验，在中国大学里不受重视，并且还受到批判，而且正是受到“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反而是那些来自英美的、在中国工作的记者为我们总结出了“北京共识”，并且在拉美、欧洲和日本受到热烈欢迎。西方的经济学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对中国都十分佩服，但是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口中都是只有中国问题、没有中国经验。而所谓的“中国问题”，我认为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比如我前面讲的：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问题西方解决了吗？没有，否则金融危机也不会出现，就业问题不会出现。



　　中国的长处，是干部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因为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且做的不好就会被淘汰，因此水平提升的比学界快——因为学界地位的提升是按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的，像我这些都是少数派；但实际上少数派才是真正有国际市场的。看看在论坛、媒体上频频出现的那几个媒体经济学家，有几个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被邀请去报告他们的成果？



　　观察者网：因为他们讲的内容本来就是从西方过时的信念，即使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批判，再贩卖回去谁要听？



　　陈平：我建议中国媒体采访经济学家时要先问几个问题：你的专长是什么领域？有什么贡献？你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有什么创新？理论上？模型上？还是案例上？调查上？你们观察者网在新闻方面也做的很不错——要让其他媒体意识到，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脱离中国的现实、也就脱离了世界的现实。



　　仔细分析，中国的学术界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学科眼界、所在行业以及利益集团的局限，因此反而不如中国的领导，他们在其政治生涯的轮换过程中反而有广泛的观察。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不是智库、智囊走在政治家前面给他们提供建议参考，而是学者在追赶政治家的实践。实际上，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教育体制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全盘西化，而总结中国经验的人还是处于少数派的状态、没有成为主流，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的论坛被一边倒的“西方中心”舆论所统治，反而是外国人来教训中国人怎么理解中国经验”，这样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不等于中国的教育界、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进步，也不等于西方的经济学家没有反思，而是中国的媒体、论坛的组织者远远落后于中国和西方的形势，他们应该接受再教育。



　　观察者网：听起来，一方面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些有质量的专业共识，但是没法通过媒体发挥影响，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实干的企业家和干部，通过实践来学习，比经济学家更与时俱进。那么中国政府是已经清醒了还是只是在清醒的道路上？



　　如果说中国的实践者没有走这一套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简单套路，与此同时媒体的荒唐言论又这么强大，那么能否判断一下媒体的这些言论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陈平：我认为中国媒体的最大伤害是搞乱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根据我在全世界的观察，中国是这三十年里是世界上生活改善最快的地区；并且我认为这种改善是覆盖全部地区的，包括贫困地区的农民，除了生态恶劣地区之外，都有一百到两百平米的住房。很多农民都有两套住房，除村中的一套之外，他在县城里面还有一套房子；而如果打工的收入足够高，甚至他可以在上海郊区购买住房。实际上，中国的居民自有房屋率已经超过西方，甚至是瑞士这样的富国家。但是中国人的攀比心理非常严重，通俗来说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特别是骂政府；在中国有种非常奇怪的思维：赚了钱了就是我个人的聪明、运气好，赔了钱了都是政府的责任，甚至股票投机失败都会骂政府。这在西方股票市场怎么会出现呢？而这种心态，归根结底媒体舆论要负很大责任，是他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政府，所有成果归之于市场，这是市场宗教而非市场科学。



　　不过媒体也有其建设性的作用。比如，中国政府官员受到的压力之大，我认为超过世界任何国家。这样看来，我交往过中国的县级干部、地市级干部，其执政能力远远超过美国总统；他们中有能力的人成千上万，根本不像那些西方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说起来漂漂亮亮，但在做起事来却一筹莫展。



　　我整体而言中国媒体的问题还是比美国媒体要好得多，至少教育功能大于色情公害。现在中国年轻人眼界比以前宽，他们中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的人多得是。我经常对年轻人说，谁要是觉得外国好就赶紧出去。现在不是中国有很多人移民吗？我就说，移民到国外你才会更爱国，移民到国外你会发现西方真正的面貌：你想赚钱赚不着，但苛捐杂税却让人多得受不了；如果赔钱，在弱国还没有政府保护；而中国人出了事、遭遇了抢劫、暗杀，中国的使领馆马上会提供帮助——有了这样的经验，你才会知道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你有没有好处。当初香港回归前夕，有一大批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许多人如今日子不好过，又摇身一变成为外资来中国投资了，为什么？中国经济成长空间远高于西方，在中国钱好赚的多。

丰言：撒切尔夫人在一个政治装B的时代去世

撒切尔夫人去世，中国公知是否全都如丧考妣，没法做全面统计，反正已经看见不少人在微博和微信上又烧香又点蜡烛的搞缅怀追思。最逗的是《南方都市》报道“撒切尔夫人葬礼将依王太后和戴安娜王妃规格举行”，说“铁娘子”去世，其”葬礼将按照现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一世和戴安娜王妃的规格举行，….” 这帮半吊子把和康熙皇帝同时代的伊丽莎白一世想当然地当成伊丽莎白二世她娘，估计是误解了这个一世，二世的翻译。其实这是个英文翻译的问题，英文翻译帝王号本来的意思是，第一个伊丽莎白，第二个伊丽莎白，或第一个威廉，第二个威廉，第一个飞利浦，第二个飞利浦…



英国主流政治同西方主流一样，对撒切尔大唱赞歌，毫不奇怪。他们不过是借悼念死人为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理念作辩护，忽悠老百姓。奥巴马说“世界上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士，美国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就像跟里根这个冷战斗士死后一样，今后一段时间肯定西方政客会把各种美誉堆到死去的撒切尔夫人身上，里面会充满很多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粉刷和宣传。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东西在没有遇到挑战和质疑的情况下加以固化，就成了新的公认的“历史”。



面对左翼和独立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英国政客已经开始呼吁所谓的体面，要批评者尊重死者家人，还提醒英国人不要亵渎自己的领导人，说很少有英国领导人能像撒切尔夫人这样受到全球的哀悼和缅怀。如果撒切尔夫人是个普通人，估计英国人会遵守某些体面地规矩，不对死者说三道四。但撒切尔夫人是个极具争议的公共人物，而且她一意孤行地用政治权力使英国社会产生严重的分裂，她的决定影响到世界亿万人口的命运，这时候试图阻止人们在她身后讨论其政治遗产，就不是体面不体面那么简单。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还积极影响过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决定。她曾经谴责曼德拉及南非国民大会，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当然这是在曼德拉被西方接受之前，曼德拉后来已经成为被西方利用的软化反殖斗争的象征。撒切尔任内同智利法西斯独裁者皮诺切特，后来被美国人打掉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印尼独裁者苏哈托关系密切。她说苏哈托“是英国最好、最有价值的朋友”。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搞私有化，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不公平，鼓励贪婪，制造社会裂痕，为许多英国人憎恶。我就亲自见过工人家庭，兄弟，父子，多少年后仍然不相往来，就是因为当初撒切尔夫人镇压工人罢工，一家人里面，有人坚持罢工，艰辛度日，有人为了维持生计，委曲求全，突破纠察线，跟亲人撕破脸皮去上工。



呼吁人们表现体面的西方政客可能忘了他们在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逝世后是如何高兴得手舞足蹈，迫不及待地对查韦斯进行恶毒攻击。更不用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被西方支持的反叛用私刑处死后，美国政客欣喜若狂的丑态。对上述死者，还有之前被亲美政权绞死的萨达姆，以及后来被美军刺杀的本拉登，西方媒体的集体表现，从那些欣喜若狂，幸灾乐祸，西方喜欢标榜的“普遍人性”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撒切尔夫人的同龄人，死去多年的英国保守党政客阿兰克拉克是英国政界的奇葩，因为他喜欢直言不讳。此人算得上中国公知推崇的“名门之后”，“血统高贵”，他们家可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做生意发了财。他在英国住城堡，到处搞女人玩艳遇，喜欢古典车，算是半个军事历史专家，担任过撒切尔政府国防部的采购部长。



阿兰克拉克在回忆录中直言撒切尔夫人令他倾倒，还说他特别喜欢撒切尔夫人“纤细的脚踝”。但他也承认撒切尔夫人对他的吸引力，也并非让“我想扑上去”那种。那种喜欢，用他的话说，是另外一种，“（撒切尔夫人）她不是在那里让你喜欢的人，而是一种天然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逝世后，我看了一段邓小平在人们大会堂用手指指点点，和撒切尔夫人会谈的录像。邓小平操四川话，用手指着撒切尔夫人，对翻译说：告诉她，主权问题不可以谈判，谈判可以谈的是哪些，1、2、3、……意思是谈就谈，谈不了我们就采取行动。从录像中几乎可以看到英文翻译的窘相。如何把老邓赤裸裸的谈话，文雅地翻译成外交辞令，确实很难。公知看了这段录像，是否会为风度翩翩的“铁娘子”受到邓矮的粗暴对待抱不平，不得而知，呵呵。



老邓谈判那时候已经是80岁左右的人，过了对女性魅力敏感的岁数，应该说是国家的大幸。想比之下，苏联解体，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荷尔蒙水平比老邓高了一点点，所以受了撒切尔夫人的蛊惑。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比老邓血气多一点的紫阳真人那时候如果大权独揽，跟撒切尔夫人坐一起，万一也迷恋夫人的“脚踝”，夯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命运了。



国内网络流传了不少关于哈佛，斯坦佛，牛津，剑桥，伊顿这类西方高贵学校的段子，说人家多“低调”，“艰苦”….不知道得一看，还以为是说过去的知青呢。这种虚构一个西方去膜拜的现象，像是病入膏肓的集体精神病。



上面说过的阿兰克拉克这位英国政坛的浪荡哥儿，其玩世不恭和直言不讳，往往使他能一针见血地戳穿英国的许多装B现象。对于名过其实的牛津，这位老哥的评价是：“浪费时间和汽油的地方”（A waste of time and petrol）。对中国有钱人趋之若鹜的贵族学校伊顿：“让孩子很早接触人类残酷、背叛和极度体力艰辛的地方。”（An early introduction to human cruelty, treachery and extreme physical hardship.）

花似雾中看香港，说说“占领中环”

作者：蒙克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过：“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据说连香港前任特首曾阴权听后都表示有同感。想必占领中环的抗议以及其他情绪宣泄对他们来说，同样“难读”。我把在香港短期逗留后的不能算解读的观感写出来，只能算雾里看花。



香港公共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服务便利，整个城市繁忙高效，自不必说，“东方明珠”当之无愧。香港繁华地段的免费公厕随处可见，在英国住久了，初到香港，进厕所前都要习惯性地掏出几枚硬币，准备付费。在伦敦车站公厕，我亲眼见过两次有人实在没有硬币，突门入厕就急，最后遭到警察“法办”的情况。

另外香港的拥挤和缺乏空间给我印象至深。坐在被当地人称为“叮当”的有轨电车上，看着繁忙的街道，我不禁想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假若万一阴差阳错，没有成了直立人，而是和其他物种一样四足爬行，香港更会不止拥挤到啥程度。当然也只有在香港才会有如此荒诞的联想，但也正是因为亲历了香港见缝插针的公共空间，也才能理解香港人“占领中环”是有何种影响的抗议姿态。


就占领公共场所抗议而言，几万人占领中环这个香港的经济政治枢纽地带，其效果恐怕抵得上1989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和附近的六部口，南池子。



我在香港待过几个周末，都看到周末放假的菲佣在中环诸如天桥，人行道和公园等公共空间聚会，黑压压一片，到处是外籍佣工，三五成群，或聚餐，或聊天。那阵势就像在城市里搞大规模野营拉练的休息，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革命电影（《战上海》）：上海解放后第一天清晨，市民开门一看，惊讶地发现外面街道上满是安静露宿的解放军战士。



这些外籍佣工倒也有电影中解放军那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劲头：那么多人聚集在公共场合，到没觉得她们特别喧哗，也没有看到到处乱扔的杂物。外籍佣工在港居留权问题上受到歧视性待遇，联合国有关委员会还为此发出谴责，这些外佣在虽然每个周末也“占领”中环，但她们并没有抗议。



北京开两会期间，我在中环码头附近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两、三顶帐篷，还有“占领中环”的标语，估计是2011年香港相应美国“占领华尔街”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的残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香港和美欧法制国家一样，这种占领公共空间的和平抗议活动的空间往往很小。



新一轮“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者说，占领中环旨在为实现特首普选向当局施压。香港有评论把争取选举自由的议题同社会公正的相联系，说实现普选，可以加大市民发言权，能平衡大财团和房地产商的势力，改善民生。从旁观者角度看，选举自由同包括劳工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平是不同的两个话题，起码二者的联系并没有反映在过去香港经济繁荣的历史过程中。



有统计说，去年（2012）香港百万富翁增加了14%，超过了60万人。另一方面，香港70%的居民认为他们生活得非常痛苦，主要原因是高楼价，缺乏空间，生活紧张，缺乏劳工权利，通胀，失业。《金融时报》评论说，香港成了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所谓“下流社会”，意即一边穷人增多，另外一边富豪增多，中产阶级在贫富差距加大的过程中消失。



或许因为有这种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才有了中产阶级要求政治代表的诉求同工会改善工人待遇的诉求合流。此次占领中环运动的规模或许可以反映出究竟多少香港市民认为普选特首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高房价、通胀和高失业率问题。



从香港媒体的一些评论看，似乎令香港人感到焦虑的问题都是些非民众抗议或者哪个特首（委派的或普选的）能够解决的大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是香港主权移交后实行的“一国两制”，中国内地那一“制”如何发展，西化与否？经济上有，香港的人均GDP是内地的６-７倍这个差距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不断缩小，香港如何应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