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峰会,中南海又打什么算盘?
陈破空
“60周年大庆”刚过,一场叫做“世界媒体峰会”的节目,又在北京粉墨登场。出席单位包括:中共新华社;美国美联社、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谷歌公司;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日本共同社;俄罗斯塔斯社。
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通常都会被当成一件好事,当作一种改变的信号,让世界充满期待;而今,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任何这类事情,都让外界充满怀疑,中南海又在打什么算盘?
事实上,没有人说得清这场“媒体峰会”的主题和意义是什么,无关新闻自由,据说与经济利益相关。这正是中共官方的意图,美其名曰: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让世界“见证崛起的中国在全球媒体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雄心”。
出席峰会的中共官方人员,规格甚高,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胡锦涛声称:要“保障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合法权益”;李长春声言:要“为外国媒体在华采访报道提供更多便利”。
而就在这一两年,西藏和新疆一出事,外国媒体和记者就被轰出当地,或受到严厉限制,摄影器材遭抢夺,相片胶卷被没收;而就在前不久,就在人民大会堂外的长安街上,就有日本记者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暴力殴打。言行对照,胡锦涛李长春等人的大话,犹如黑社会老大的腔调,当面说好话,背后耍花招,只要一转身,给手下递一个眼色,就一定让你哭笑不得。
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时,身为普通党员和平民的江泽民,赫然现身天安门,且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号位置,出尽风头。显示,在中共党内,江泽民影响力巨大,足以垂帘听政。遍布于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江系人马,是其魔力的保障。亲信李长春是其中之一。
专门负责为江泽民看死媒体这一摊的李长春,在这场“媒体峰会”上,甚至大言不惭道:“希望外国媒体的负责人和新闻记者,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把一个崭新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然而,当外国记者要到西藏、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要采访在四川大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家长或者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一把,在中共官府、警察、黑社会的层层阻隔下,竟是既难又险,实在无缘见识“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场“世界媒体峰会”,由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承办,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是讽刺?还是黑色幽默?因为,众所周知,人民大会堂,从来是谎言的发源地;新华社,从来是谎言的传声筒;中国,是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共,是新闻自由的天敌。“中国的声音”,原来是中共的声音。
宣传部长刘云山也在座。纵观世界历史,“宣传部长”这等角色,只在两种集团存在过,那便是,纳粹集团和共产党集团。其任务,就是贯彻希特勒的洗脑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所谓见证“中国在全球媒体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雄心”,就要让外国媒体“正确理解”中共的既得利益,帮助推销中共的独裁与专制。
作为自主经营的外国媒体,也需要寻找商机,中国大市场,是诱惑所在。中南海看准了这一点,以利相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听不听我们使唤;钱这种东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对我们这种垄断一切的独裁者而言,也是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
中共寻找改变,不是改变自己,而是企图改变外国媒体,哪怕改变外媒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外媒或为金钱而妥协,但毕竟有限,不可能完全放弃新闻自由原则,因为,俯瞰这个蓝色星球,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是民主版图。被挟持的中国,作为巨大专制堡垒,几乎是最后一座,抵挡自由,时日无多。
于是,利用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到各国开办电视台或报纸,兜售中共意识形态,多年来,北京乐此不疲,不断加大投资,不惜巨额亏损,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像玩水漂一样,毫不犹豫地扔进大海。鉴于收效甚微,危机深重的中南海,决意最后一搏:砸下450亿人民币巨资,打造一个类似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24小时狂转,对外倾销中共的垃圾价值观:独裁与腐败。
(10/14/09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Monday, 26 October 2009
Sunday, 25 October 2009
生病在家休息
大概是前月吃喝过渡,身体不能承受,所以发病了。人常说,健康是一种你有的是后而不懂珍惜的东西。其中的意思只有病痛中能有体会。平时还要其他东西和健康一样,容易被忽略。
最近有朋友做海龟,而后打退堂鼓。他们说国内许多海龟患抑郁症,也就是在国外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容易混成了海龟,突然发现周围的富人太多,他们的奢侈程度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富人,特别是新富们有的曾经是海龟们的同窗好友。因此就有了海龟忧郁症,海龟抑郁症的严重症状是跳楼、投湖。
似乎常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龟们对贫富悬殊的适应能力,反而不如国内的革命人民。当然大部分龟们对西方居住国的贫富悬殊以及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的位置还能泰然处之。或许是因为他们具有的局外人心理使然。而对于中国的巨变,虽然他们长期置身于外,但心理上仍然有过去曾经接受过的主人翁的意识。
或许这是种排他的主人翁意识,他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同新富阶层的落差的同时,似乎并不怎么在乎那些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血汗代价的广大劳动阶层,并不在乎中国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吸引海龟回去的一般理由,除了专业和事业的种种优惠便利外,就是国内价格低廉周到的,满足衣食住行以及各种需要的服务,而这一切没有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是不可能的。
海龟的犹豫症恐怕还不是主人翁意识的失落,更多是一种精英意识的失落。
最近有朋友做海龟,而后打退堂鼓。他们说国内许多海龟患抑郁症,也就是在国外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容易混成了海龟,突然发现周围的富人太多,他们的奢侈程度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富人,特别是新富们有的曾经是海龟们的同窗好友。因此就有了海龟忧郁症,海龟抑郁症的严重症状是跳楼、投湖。
似乎常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龟们对贫富悬殊的适应能力,反而不如国内的革命人民。当然大部分龟们对西方居住国的贫富悬殊以及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的位置还能泰然处之。或许是因为他们具有的局外人心理使然。而对于中国的巨变,虽然他们长期置身于外,但心理上仍然有过去曾经接受过的主人翁的意识。
或许这是种排他的主人翁意识,他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同新富阶层的落差的同时,似乎并不怎么在乎那些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血汗代价的广大劳动阶层,并不在乎中国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吸引海龟回去的一般理由,除了专业和事业的种种优惠便利外,就是国内价格低廉周到的,满足衣食住行以及各种需要的服务,而这一切没有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是不可能的。
海龟的犹豫症恐怕还不是主人翁意识的失落,更多是一种精英意识的失落。
Subscribe to:
Posts (Atom)